双赢彩票3.建设性新闻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否代表媒体对方案的赞同等，引起了一些争议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整个世界进入流动的结构变迁与关系重构当中，各个领域解构与重构交织相伴，传媒格局已发生变化，公共传播时代对于全球媒体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大众传播向公共传播演进的过程中，急需有一种新的新闻传播理论观照新时代、新现象，解释新问题。

　　面对媒体环境的变迁，建设性新闻的建设性乐观心理基模、问题解决导向、对话协商方式、理性讨论语境等特征，在学术话语创新、实践导向、传播价值等维度对新闻业具有启发与开拓性意义。

　　新闻文体不仅是文字的样态聚集，而且是折射时代气息的历史产物。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整个世界进入流动的结构变迁与关系重构当中，各个领域解构与重构交织相伴，传媒格局已发生变化，公共传播时代对于全球媒体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建设性新闻应运而生。在当下的历史情境，倡导建设性新闻不仅是对新闻传媒负面建构和煽情报道的校正，也有利于社会和媒体的良性互动发展。

　　近年来，建设性新闻的理念和愿景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对其跨学科研究已逐步成为业界显学。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媒体责任理念，建设性新闻的媒体责任观更多的是一种指向社会整体利益的大责任观，是一种致力于践行真善美的新闻学实践。

　　1．学者凯伦·麦金泰尔（Mc Intyre K）和凯瑟琳·吉尔登斯特德（Gyldensted C）认为，建设性新闻是一种在坚持新闻核心功能的前提下，在新闻生产流程中运用积极心理策略，借鉴在报道中增加正面情绪或介绍解决方案信息等手法，生产出的更有成效、更有吸引力、更加全面深刻的报道。

　　2．建设性新闻的理论基础是积极心理学，报道方式上强调发现社会问题，同时强调提供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在此基础上赋予公众权利。

　　正能量是建设性新闻的本质所在，建设性新闻以乐观等积极情感，双赢彩票突破以往新闻骨子里的“破坏性(destructive)”，重建公众的新闻认知与心理体验，使公众更好地培养乐观精神，尤其是对负面事件的解释风格方面。建设性新闻的倡导者之一凯瑟琳·戈尔登斯泰德(Katherine Gyldensted)借鉴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强调新闻业需要用希望取代愤世嫉俗。巴登及麦金泰尔(Baden D，Mcintyre K，Homberg F)等人经过研究新闻框架对情感与心理健康的影响进一步发现，如果新闻更具建设性，社会的利益将得到更好的服务。

　　新闻不仅仅要坚守“瞭望者”角色，揭示真相、揭露问题与揭秘丑闻，还要尝试以“解困者”的角色着眼于解决问题并推动社会进步。除了“积极乐观”之外，“问题解决”这一建设范畴也是建设性的核心特征，同时也是建设性乐观实现的重要路径，乌瑞克·哈根洛普(Ulrik Haagerup)认为建设性新闻这种新的理念通过提供方案与决议进行鼓舞人心的报道，从而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

　　在社会化媒体浪潮中形成的公共传播的信息喧嚣中，新闻要夯实自身地位，就须积极寻求与公众的互动与协作，不断加深公众介入性与关联性。媒体不再是冷静的旁观者与监督者，而是与公众保持联系的调节者，了解公众想法、洞悉公众日常、深描公众生活肌理，让公众在阅读新闻的过程中提升对建设性方案的参与意识，使其参与到社会中，实现对社会共识的维护。

　　随着“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公共空间中的情绪化表达出现蔓延之势，媒介事件常常能激发网民的悲哀、愤怒、恐惧等基本情绪心态，促使网民沉溺于情绪的宣泄，双赢彩票而不能形成对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人们对事件的认知需要嵌入语境当中，方能深入了解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建设性新闻报道常常提供充足的素材与背景资料，摆脱传统报道中惯用的二元对立的框架，引导舆论场获得更具理性的张力，促进公众产生积极态度。

　　面对日趋激烈的媒体竞争，诸多新闻从业者为了获得关注、吸引流量，偏向于报道各类负面新闻，并且在价值观念、报道方式等层面均出现了背离新闻基本原则的问题，这种新闻实践倾向对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如果新闻实践中的“破坏性”问题未能及时得到建设性“转向”，将会有失去受众信任与支持的风险。建设性新闻“着眼于跳出好新闻、坏新闻的二维区分，聚焦于解决问题，提供立体完整的新闻报道，寻求并建立一套可以付诸行动的解决方案，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面对新闻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建设性新闻的指向是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并非仅仅通过负面新闻报道达到吸引受众眼球的目的，而是立足于解决问题。正如哈格洛普认为，建设性新闻不但发现和揭示问题，而且要寻找解决方案，以及用积极的、充满希望的故事，来平衡西方传统新闻业片面热衷负面报道的传统，这一理念值得我们借鉴与应用，解决负面报道对新闻事业及社会的“破坏性”问题。

　　舆论生态在融合发展中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新媒体成为社会舆论的新平台、主战场，舆情发生、发展的机制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对舆情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纷繁复杂的舆情信息，受众时常处于认知失调状态，当人们的认知元素之间存在着“不适合”的关系时，就会产生认知失调。面对舆情信息常常处在认知失调状态中的受众，需要通过更多理性新闻内容的引导，使其在舆情发展中保持冷静；如果在舆情明朗之前，仍然有大量负面、情绪化的新闻内容传播，将会对受众认知、舆情发展构成错误引导。随着舆论生态在网络安全、社会发展、社会治理等领域中重要性的提升，建设性新闻实践也就愈发需要加强，这是推进舆论生态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伴随着风险社会和网络社会的交织，建设性新闻应运而生，这是对以‘挖丑’为导向的新闻产制手法的反思”，加强建设性新闻实践有助于减小风险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丰富新闻实践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与路径。新闻业若要在风险社会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就有必要改变部分从业者追求负面报道的错误倾向，使优质新闻资源向着更具建设性的方向聚集。

　　一方面，奉行建设性新闻理念的媒体，希望通过积极正面的新闻报道，实现传统新闻价值观的纠偏，进而引导舆论，启迪民智。

　　另一方面，建设性新闻与公民新闻不同，前者对新闻报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针对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它在无形之中也提高了公众直接参与的门槛，在如今“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建设性新闻意在强化传统媒体的“金话筒”地位。

　　从某种角度看，建设性新闻与新媒体传播时代的受者本位理念、互联网的用户思维存在一定冲突，有学者指出，只有将建设性新闻的理念置于公共协商与社会整合的宏观社会历史语境下充实概念内涵，才能拓展向上生长的空间。

　　国外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运用建设性新闻理念的报道，对受众具有积极作用，但这种积极作用仅仅局限在媒介效果的初级层面，即情感态度层面上，深层的媒介效果如认知、行为等还有待证实。将建设性新闻的理念融入负面事件报道中虽然能激发受众的积极情感，但是这种积极情感对于受众的认知效果没有显著作用。其他学者也证实了建设性新闻对情感态度具有显著影响，但对认知和行为不具有显著影响。

　　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新闻理念，根植于积极心理学，报道框架集中于对社会问题提出未来解决方案，这是建设性新闻理念鲜明的优点，但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可能会脱离建设性新闻理念的科学指导，走向片面追求“积极心理”和“方案导向”的极端，从而误入歧途，背离初衷，甚至产生负面效果。

　　一是“积极心理”极端化侵蚀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公正原则，为权力寻租带来可能。

　　建设性新闻在北欧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当地记者也较普遍地表现出了对建设性新闻的认可，并有媒体将建设性新闻理念纳入编辑方针中，如丹麦广播电视台、芬兰广播电视台等；而英美媒体则更多地选择保留主要风格，仅开辟专栏或由公共媒体开展建设性新闻实践。编辑室惯例和记者对建设性新闻的认知也是发展建设性新闻的障碍，如圣马丁岛的媒体非常警惕用“建设性”一词形容媒体的工作。那么，政治体系和媒介文化土壤的差异是否会成为在全球推广建设性新闻的一大阻碍呢？需要注意的是，建设性新闻并非只有方案新闻一种方式，还有涉及国际冲突的和平新闻、强调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期新闻和常用于社区冲突或灾后重建的恢复性叙事。非洲部分地区的建设性新闻实践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如在卢旺达大屠杀后的恢复性叙事促进了民众间的团结与和解、埃及和突尼斯革命后建设性新闻发挥社会稳定作用等。因此，不同国家或地区需要不断探索适合实际情况的建设性新闻实践模式。

　　由于建设性新闻提出的方案可能来自企业，因此有些公关营销文章也可能伪装成建设性新闻，过分夸大企业行为或产品的积极因素。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报道中，某媒体的报道《快递无法进小区？苏宁机器人出击，双赢彩票打通疫情下的最后100米》，针对大众所关心的如何降低收发快递时的感染风险这一问题，提供了利用苏宁快递机器人进行物资配送的积极经验；但由于同时介绍了苏宁在本次疫情中做出的其他努力，让人分不清其报道对象究竟为企业（英雄），还是快递机器人（英雄事迹），有可能被受众误当成企业的营销文章。因此，建设性新闻需要明确报道对象，并尽可能在报道分发中向受众明确建设性新闻和广告营销的分类，避免用户将二者混淆，导致媒体评价降低，有损媒体公信力。

　　3．建设性新闻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否代表媒体对方案的赞同等，引起了一些争议

　　这些批评认为建设性新闻只是媒体表达倾向的工具，如《赫芬顿邮报》在建设性新闻实践中就选择抛弃新闻的中立视角，不避讳地展示媒体立场。这就要求记者回归建设性新闻理念的本质和初衷，即严格地向用户报告应对社会问题的措施。因此，有学者提出建设性新闻在提出方案的同时应该发表不同的声音，向读者补充措施是否有效及方案局限性等信息。如凤凰新闻报道《各地陆续修建“小汤山”医院，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应充分考虑各地疫情情况》就指出，“小汤山模式”虽然能更加合理地调度医疗资源、遏制疫情蔓延，但也应结合各地情况。同时，虽然记者在报道中不能达到完全的超然，但避免表现出倾向性的最好办法依然只有真相和客观。麦金泰尔认为，只要记者在记述时不掺杂个人情感，保持客观中立，建设性新闻是没有局限的。建设性新闻应让多种观点碰撞，增加思想的厚度，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决策上的启示。

　　建设性新闻的理念借鉴于西方，在未来还需要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需求与新闻实践的特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性新闻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探索系统化的建设性新闻发展路径。目前虽然建设性新闻理念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但是依然存在理论体系不完善、外延模糊等问题，在具体实践中也还存在一些误区需要厘清，“建设性新闻理论与实践要从中国传统的正能量传播思想中寻找理论支撑，也要从当代新闻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实践中探寻本土化的路径，以发挥‘媒体积极自由’和‘记者主动角色’的功能”。我国新闻业在社会转型与媒体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正处于行业理念调整与范式优化的过程之中，建设性新闻实践的兴起正逢其时，从业者有必要将建设性新闻理念应用于新闻生产路径创新探索的过程中，在实现建设性新闻实践本土化的同时推动我国新闻事业发展。

　　一方面，算法决策正在社会诸多领域兴起并对传统决策模式产生冲击，算法决策是基于海量数据的分析发现社会主体、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式，进而通过算法工具对比、评判各种潜在的可能性，为最终决策提供科学参考。但是，算法决策模式目前还无法完全保证其“分析”能够符合人文、伦理等层面的要求，这需要新闻从业者敏锐发现、把握需要进行“决策”的各种社会问题，针对算法决策的优劣势，从价值理性层面作出前瞻性、建设性的把握，这是未来体现新闻建设性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各种算法平台的个性化分发已经成为新闻内容传播的新模式，由此为受众提供了“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新闻内容服务，但不同受众的信息需求存在差异，未来的新闻实践需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群体及个体受众的差异，而这也正是智能时代加强建设性新闻实践的新挑战、新内容。

　　未来的新闻实践将呈现多样化特征，不同的新闻类型对从业者的实践方式有着差异化的要求，对于不同类型的新闻从业者来说，建设性新闻的具体采写方式、表达方式需要差异化、个性化的对待。“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向善的新闻理念，其积极心理学技巧的运用和面向未来的方案导向与我国新闻的建设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新闻从业者需要学习与借鉴积极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并创造性地将其与自身的新闻实践相结合，这是实现建设性新闻本土化实践与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建设性线．及时主动发声建言，推动疫情问题解决方案的制定与落实

　　面对突发灾难性事件，媒体应该客观如实地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众，但要想消除受众因不了解周围环境的变动所引发的心理恐慌，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仅靠及时公布准确信息是不够的。因此，需要媒体融入建设性新闻报道理念，从关注问题本身转向寻求解决方案，而且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公共卫生事件涉及复杂的医学知识以及需依靠全社会各领域的共同发力，就需要媒体在报道中要深入调查、全面分析、科学解读专业知识，从而找到问题的成因、解决办法，最重要的是激发公众参与科学抗疫，建立命运共同体理念。

　　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出现信息的不对称易导致公众恐慌，缺乏安全感，因而迫切需要更多的权威信息和解决方案。主流媒体利用其专业性、权威性、双赢彩票公信力以及在新闻报道的高度、广度、深度方面所拥有的优势，实时报道疫情信息、解读疫情进展，传递防疫信息，如央视新闻第一时间派出采访团队深入一线探访武汉重症病房，为公众带来第一手报道；白岩松对话钟南山、李兰娟等国家卫健委专家进行权威解读，均体现了主流媒体的核心价值与社会责任担当。同时，这些报道通过自媒体裂变式的传播，甚至境外民众的扩散，体现了媒体在重大卫生公共事件报道中的建设性功能。

　　麦金泰尔认为，建设性新闻的目的是维护新闻业的核心功能，比如充当监督者向政府问责，提供公众潜在的危险或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但是舆论监督要符合国家制度、传媒政策，要以解决事件核心问题为出发点，不能干扰抗疫中心工作，实事求是，公正理性。媒体一方面及时曝光相关部门的不作为以及瞒报、谎报疫情情况，曝光与疫情防治相关的口罩、药品、消毒杀菌用品、粮食蔬菜等乱涨价现象和问题，有利于倒逼其快速整改；另一方面对解决公共卫生事件的主流行动以及正面效果进行及时报道，以利于增强公众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理性认知。

　　媒体具有“社会减压阀”的功能，要为公众提供表达意见的公共空间，为公众参与讨论、采取行动赋权和赋能。如新京报“我们视频”向全社会征集抗击新冠肺炎的相关视频，让普通受众记录所见、表达所想、展现所思。

　　媒体通过提供对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有参考性和指导性的新闻信息，让公众参与到共同防疫的工作中来。《一图看懂不同人群选用口罩指引》《速看！小区有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怎么办？》《年后复工必备！收好这份个人防护指南》等，告诉普通民众疫情当前应该怎么做，为何这样做。人民日报全媒体行动“征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助者信息”，通过媒体的力量为公众开辟了一条抗病新途径。

　　武汉“封城”，当地人是否会产生“孤岛式”的绝望心理？流落在各地的武汉人是否会因遭受歧视、拒绝甚至是驱赶而产生心理创伤？隔离在家的居民每天看到与日俱增的确诊病例是否会恐慌与焦虑？病毒纵然可怕，但全社会感染的“心理瘟疫”和“情绪瘟疫”同样严峻，媒体报道成为公众感知风险的最主要渠道。

　　凯伦·麦金泰尔和梅根·索贝尔在研究卢旺达新闻业时发现，建设性新闻工作者通过解决方案新闻和恢复性叙事，报道能够激发希望和韧性的故事，利于缝合社会裂口，助力于国家重建与复兴。Klaus Meier采用实验法对比分析建设性框架与非建设性框架主导下的新闻报道对受众产生的不同影响，建设性新闻报道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均会对受众产生影响，让受众产生希望，减少消极看法，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媒体在报道疫情时，要融入积极心理学，改变以往强调冲突和破坏性的叙事风格，发挥媒体的建设性作用，为公众带来希望与慰藉。

　　第二，挖掘感人、暖心的抗疫故事，充分发挥融媒体优势，全平台联动，使新闻产品多渠道触达受众，在全社会形成“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舆论氛围。

　　，如人民日报发布《转发呼吁！“抗疫”不能成为“恐鄂”！》、光明日报发布时评《别让“恐鄂”情绪成为次生灾害！》、新京报发布《不要“恐鄂”，要妥善安置在外的湖北人》等，媒体密切监测社会情绪变化，及时发表鲜明观点，引导全国人民团结抗疫。

　　建设性新闻理念的特征之一“面向未来”，则是强调记者不能只关注当天发生的事情，要具有前瞻性。未来导向的建设性报道要求新闻工作者在前期策划、采写环节具备长远眼光，尤其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社会情绪处于不稳定状态，媒体发声要理性、慎重。两家主流媒体曾发微博称“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由于该报道信源权威，瞬间造成刷屏现象。线上全渠道双黄连秒空，线下民众深夜排长队购买，药店也迅速告罄。事发后，中新社等媒体及时采访了上海药物所，对此事进行了辟谣。从建设性新闻重视对未来的理性预判来看，媒体对这类报道可能出现的结果尚未做好充分的评估和预案。同时，从事建设性新闻的记者要具有主流价值观、文化自觉、客观报道与建设性表达能力，提出解决方案的前提是记者深入调查、挖掘真相、掌握扎实证据。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涉及医学健康知识，媒体对于科学类新闻的报道要进行多信源求证，增强辨识能力，避免为利益集团背书。

　　总体而言，建设性新闻是正在兴起的传统主流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立足公共生活以及重新定位媒体角色的报道实践和新闻理念。就建设性新闻的理论来源而言，积极心理学为建设性新闻提供了学理基础，其实践在全球已经形成“星火燎原”的发展趋势。就学理价值方面，建设性新闻有利于校正媒体主流文化，从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当把握时代契机，依托建设性新闻理念，根植其实践，通过纳入积极向上与解决问题的理念，打造融贯中外的共振话语，让建设性新闻成为全世界新闻业的一个共同的理念共识与标识性概念，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力量。

　　建设性新闻虽然是近年来才崛起的一种新闻方式，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媒体责任却是传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性新闻是传统回归与时代命题结合的创新，它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老树发新枝”。建设性新闻是在新媒体时代立足公共生活重新定位媒体角色的报道实践和新闻理念，积极心理学为建设性新闻提供了学理基础。建设性新闻追求问题解决和公共服务，与中国社会建设中的正面报道并不相悖，建设性新闻为中西方进行新闻理论对话提供了一座可沟通的桥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当把握时代契机，正确认识中国对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可以依托建设性新闻理念，根植其实践，努力打造融贯中外的共振话语。

　　在媒介社会化的今天，无论是出于对当前媒介环境的伦理反思，还是对现代传媒的批判性思索，建设性新闻主张的真善美的新闻学实践都可称为新闻改革运动的一剂良药。建设性新闻倡导一种区别于西方媒体的大责任观，有意识地跳脱以西方媒体为主导的责任理念，将媒体的责任更多地指向社会整体利益。因此，从其表达的以提高公众和社会福祉的新闻理想和人文关怀层面来看，建设性新闻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实践价值。

　　[3]许加彪，成倩.建设性新闻的产制语境、理论含蕴与学理旨归[J].中国编辑，2020(06):30-35.

　　[5]刘静静，双赢彩票漆亚林.建设性新闻视域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话语空间转向——以新冠肺炎报道为例[J].青年记者，2020(09):24-26.

　　[6]张树伟.建设性新闻：教育报道创新的“思维导图”[J].青年记者，2020(09):19-21.

　　[7]罗昕，陈秀慧.建设性新闻：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种路径[J].青年记者，2020(09):9-11.